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希特勒反动专制的晚期，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灾难，他选择大学作为思考和批判社会文化的切入点，写出一部关于大学的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名著：《大学之理念》，开启了人们对如何认识大学的研究。书中设九章讨论了大学的教育、科研、体制、师生、办学目的和使命，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分别谈到：科学与学术的本性；大学精神、人的存在、理性和文化；科学研究、教育与知识传授；文化交流；大学作为一种制度等内容。其中的基本理念至今有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我们才能够依据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和理想、使命、目标的要求，自觉规划、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在中国文化中，最早由《大学》一书提出大学理念：“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主要是从道德修为、传道而论大学问的，并非从现代大学教育谈大学，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学。至上世纪30时代，中国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了他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仅从人和物的关系点出了大学是专家云集的学术殿堂这一本质特征。虽不全面，但中要津。正是凭着这一理念，他大举纳贤，推行教授民主治校体制，执掌大学数十年留下美誉度极高的大学精神。
综合而论，大学是教育、教学、教化的机构；是学术研究中心，科技文化生产、积累和传播的基地；大学也是服务的机构，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
但从最内在的方面看，大学最讲究或最依重的“大师职能”是，开启学生智慧、培学生人格、锻炼学生心智的传道、受业、解惑的神圣责任。要做好这些，师生必须共同把学校视为创造、积累和传授知识的殿堂而决非利益交换的市场，或授徒传艺的工场，当然也不是呼风唤雨的官场。崇仰真理，尊重科学，敬重人才，推崇创造，鼓励精神向上、自由、民主，敢于担当社会文化使命，应当是大学的基本精神。
为了实现大学使命，必须倡导强烈的追求和坚持所是，批判和摒弃所非的创造精神。“创造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根本，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自身独特地位的基石。大学生要培养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养成“善问敢疑”的学习品质。文化的继承不是生物遗传，只能通过继往开来的方式，在批判、创新和发展中传播、持存。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今天更突出。由于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作为传统的文化教育和传递者——家庭这方面功能大为削弱。比起以前人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要更高程度地依靠学校。尤其要依重大学教育，通过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创新和传授，才能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思维方式，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德国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要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基本职能，大学的科研成果标志着它对社会的贡献。美国大学的“斯坦福精神”之所以被世人称道，关键在于它拥有众多的诺贝尔奖及全美科学奖的获得者，产生了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硅谷效应。大学以人才培养为己任，而创造性恰恰是人才的核心特质。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认为，大学文化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使学生具有开放的头脑，经过训练而谨慎的思考态度，谦恭的行为，掌握哲学研究方法，全面了解前人积累的思想。爱因斯坦更直接地认为，“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务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
另一方面，大学也创造社会理想，并把这些理想传递给社会成员，通过人们的实践，使理想变成现实。由于在文化积累和创新方面的特殊优势，知识分子特别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比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对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追求社会理想更为热烈、更为持久的关注。因而大学文化中很注重批判精神，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进入高新科技时代后，技术性淡化了人性，许多人失去了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热情和敏感。结果，不少方面人性变成了技术的牺牲品，屈服于技术，把技术尊为神圣，搞技术拜物教。科学技术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一种是只懂科学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一种是不懂科学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这是梁启超、粱思成两父子的共识。他们深刻批判了“半人时代”的“半人教育”，提倡德智体、情商、智商、学习商、灵性商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这种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改变科技工具理性统治高校观念、扭曲知识和人才观念，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努力改变这种工具理性的文化单面性，大学教师、学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者责无旁贷。
大学还要注意强健学生体魄，德、智、体、美须全面发展。毛泽东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有道理的。体魄不强健，知识无载，道德不行，审美致病，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无望，那样的大学教育与学习方式必然是失败的。
